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——清朝国家建设与改革的借鉴
2018-06-11 14:36:55 来源:中国凤凰马经资料网 评论:

摧毁晚清改革、终结了清政权267年寿命的,正是原本令其长寿的改革基因。
  长寿基因变异为夺命基因,症结就在于改革红利的释放极端不公平。清代的五个阶段改革,至少证明了一点: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,改革就成为长寿基因;反之,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,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没成本,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。一旦红利异化为“黑利”,社会将被撕裂,政权的大限也就不远了。

  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,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。
  千古犹行秦王政。自秦代以来,对中国历史上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,至少在统计意义上,显示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。
  在这12个王朝中,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,原因有二:
  一、这个王朝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至今仍未终结,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、应对、变革,或许可以从晚清所经历的类似冲击、应对、变革中,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;
  二、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、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,居然延续了足足267年。
  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,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(所谓“愚昧颟顸”)与坏蛋(所谓“反动腐朽”)的宣传式历史判断,我们就能发现,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,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、不断积累的政治改革和凤凰马经论坛改革的红利。
  这些改革红利,在巩固执政合法性、扩大执政基础、推进凤凰马经论坛和社会发展等方面,成为清政权的巨大“正资产”。
  同样的,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,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,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,也间接绑架了革命,改革红利反而成为“负资产”、甚至“黑利”,最后颠覆了改革、颠覆了政权、也颠覆了社会。
  从清代267年历史看,改革作为最大的红利,其对国运的要害在于:
  一、红利的获取,其代价是什么?谁来承受成本?
  二、红利的分配,其准则是什么?谁来享受收益?
  这两个问题,在某种程度上比增进红利总量更为关键。也正是根基于这两个问题,改革的关键,正在于要时时警醒于“改革本身的改革”——不断地深化改革,才能创造“红利中的红利”——避免“红利”变成“黑利”。

越过长城后的定位转型

  这场改革,是满清政权从“造反者”转型为“执政者”的关键改革;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,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。

 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,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。
  第一阶段,是始于顺治朝、完成于康熙朝的一系列触及根本的政治变革,那就是:
  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;
  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;
  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与治统。
  这场改革,对于满清政权来说,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转型,是从“造反者”转型为“执政者”的关键改革;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,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。
  入关次年(1645年,顺治二年),这个血腥的政权就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,以图用 “开科取士”这种“不劳兵之法”,令“读书者有出仕之望,而从逆之心自息”,通过给中原精英继续提供进入、并分享政权的途径,换取他们的忠诚,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,从“一小撮”的“类兄弟会”团体,扩大为能被全体精英接受、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执政团体。
  同时,新政权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,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。册封孔子后裔为“衍圣公”、尊奉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先师”、最高领导人顺治及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。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八年(1651年),短短6年内,清帝国最高当局祭孔14 次,其密度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。到了康熙朝,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,“开万世之文明,树百王之仪范”,“朕今亲诣行礼,务极尊崇至圣,异于前代”。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,显然要比打倒孔家店、自己另搞一套更为合理和高效。
  入关前后的满清政权,还一改当年颁布“七大恨”时对明朝的敌视,而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、乃至中原历代“正朔”接班人的新形象。攻克北京后,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;在清军南征江南的惨烈屠杀中,却极为严格地保护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,这成为日后有效的政战武器,便于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、重聚人心。后来,康熙皇帝多次至此祭奠明太祖,行三跪九叩大礼,宣示其江山其实夺自“戕厥君后”的李自成,而满清则是“为君父报仇”的义师。
  科举、祭孔、祭朱,这场改革的成本极低,因此只有满清入关之前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此有反弹,但在康熙亲政之后,随着皇权的加强,这些改革得以圆满完成,并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公认的治国准则。
  这场宁静的政治改革,红利极其丰厚。通过这场改革,满清政权从关外时期的以“民族认同”为主,转变为入关之后的以“文化认同”为主。需要注意的是,这是执政者在军事占尽上风、即权威资源极其充沛的情况下开展的主动改革,从而迅速实现了从造反者、入侵者向执政者、道统代表者的转变。在“民族认同”的基础上,新政权作为“入侵”的蛮夷,其合法性难以确立,但在“文化认同”的基础上,新政权对圣人之制的遵循,能够迅速地获得民众的效忠;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、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,“文化认同”,远比“民族认同”更能转换为“政治认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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